“世界人参在中国，中国人参在吉林，吉林人参在抚松。”我省人参三分之一的种植面积在抚松，一半的水参产量出自抚松。

作为“中国人参之乡”的抚松，人参产业方兴未艾，但由于精深加工程度低、产业链短、品牌推广弱，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始终处于下风。这其中既有人参市场机制不够完善的原因，也有法规制约的因素。

为了探寻抚松乃至我省人参产业的发展之路，11月中旬，记者与抚松县相关部门负责人一起，进行了一次千里“问参”之旅。

在长春，我们采访了省中医药科学院研究员、省CAP专家组成员严仲铠。

问起人参，严教授很兴奋。“《神农本草经》中说：‘人参产上党和辽东。’上党是现在的山西长治，已经不长人参了。辽东就是现在的吉林省。如今，地球上主产人参特别是野山参的，只有我省长白山了。中国的药用植物资源有1万多种，常用的中草药有600多种，人参因其功能广泛、效用确切，尊为‘百草之王’。应该说，人参是上天赐予吉林人民的宝贵财富，应充分利用好这一资源，发展人参产业。”

“人参分为野山参、林下山参、园参、西洋参。”严教授拿起了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说，“这是国家法典，每5年更新一版。在2005年的这一版中，把野山参拿掉了，确定为林下山参。因为经历年采挖，野山参已非常稀少，年收货2至5公斤，价格极其昂贵，可以说已经不具备商品属性了，而且是国家保护的世界濒危野生物种。林下山参是人工播种或移栽，在自然环境中生长20年，外观和质量与野山参相近，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在抚松等人参产区陆续形成了规模和年份。这是抚松人参产业发展的一个亮点。”

严仲铠认为，发展人参产业，首先要解决标准问题，应尽快建立统一的、规范产业发展的国家标准。而对林下山参，应由主产区建立地方标准。根据行业经营特点和企业生产实际，还应建立相应的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

辞别严老，记者一行乘当晚的火车前往北京。第二天早晨，在纷飞的大雪中来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我有一篇人参药理学的新论文，刚刚获得中华医学奖一等奖。”问到人参的药理作用，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原所长、博士生导师张均田侃侃而谈，“人参的应用在中国已有4000多年历史。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对于人参的研究突飞猛进，其药用价值已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人参新化合物、新生物活性不断有新发现。可以说，30多年前人们对人参有效成分的化学结构知之甚少，今天，百余种人参皂苷及非皂苷成分已被分离出来。在药理学方面，世界范围内的研究已证明，人参具有抗疲劳、抗衰老、提高机体免疫功能、抗辐射、抗肿瘤等作用，几乎无毒性和副作用。” 

“这是去年出版的关于人参药理学方面的论文集。”张老拿出他主编的《人参冠百草》赠给我们。

对人参药食同源问题，张均田认为，在这方面，我国有法律限制，考虑到食品安全性，专家也很慎重。韩国没有法律限制，在人参功能食品开发方面走在了前面。他建议召开政府、专家、企业都参加的研讨会，积极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中午时分，我们走出研究所，京城已是银装素裹。稍事休息，在夜色中，又登上了去大连的列车，采访咱们的老乡——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健康科学中心顾问、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客座教授霍玉书。

霍老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中国、美国、日本、韩国从事人参研究与产品开发，对家乡的人参产业发展不遗余力。

“中国人参具有文化、中药和现代药物3个属性。野山参誉满全球，天价拍卖，将野山参神化为起死回生的神草，是其文化属性；按中医理论辩证用药是其中药属性；按其有效化学成分防治疾病，为其现代药物属性。”作为《中华本草》编委，霍老翻开了他撰写的有关人参的章节。

“抚松人对推动人参产业的发展都很执着，但对人参进一步开发的战略规划不够完善；在科研和市场行为方面，与日本和韩国相比存在一定差距。在从农业人参过渡到工业人参、医药人参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过程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霍玉书一语中的。

霍玉书认为，人参产业的发展，涉及农、林、科研、医药、物流、企业和临床医学等跨学科专业，因此单纯的农业种植管理必然有其局限性。根据韩国的经验，应由国家统一管理，行业规范严格，调动各专业在统一领导下制定系统规划。韩国人参公社每年从产业的总收入中，拿出15%作科研经费，值得借鉴。

“要用干事业的精神抓人参产业。”回到抚松,我们采访了县委书记曹广成。他胸有成竹地说：“抚松人参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是标准的制定和应用。抚松成立了人参研发中心，聘请了38位国内知名专家，正在加紧制定地方、行业、企业标准，各种指标要高于国家标准。重点开发野山参和林下山参的文化属性，开发园参中医药的实用价值，多元化开发适合不同人群的人参系列产品。培养龙头企业，带动科研、基地、开发、市场和相关产业发展，延伸和丰富产业链。完善原产地证明和可追溯制度，树立长白山人参有机、绿色、无公害的品牌形象。保护和运用好知识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