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第二批)
2020-11-16 访问次数：1031次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
（第二批）
2020年10月
一、江苏省苏州市金庭镇发展“生态农文旅”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案例
（一）案例背景
苏州市吴中区金庭镇地处太湖中心区域，距离苏州主城区约40公里，拥有中国淡水湖泊中最大的岛屿西山岛，以及84.22平方公里的太湖风景名胜区、148平方公里的太湖水域和100多处历史文化古迹，是全国唯一的整岛风景名胜保护区，拥有长三角经济圈中极为稀缺的生态环境和自然人文资源。
近年来，金庭镇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按照“环太湖生态文旅带”的全域定位，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资产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积极实施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推动传统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为绿色发展的生态产业，打造“生态农文旅”模式，实现了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的全面提升。
（二）具体做法
一是优化空间布局，做好建设“减法”和生态“加法”。金庭镇融合了生态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村庄规划、景区详细规划等各类规划，按照“提升生产能力、扩展生活空间、孕育生态效应”的理念，规划到2024年全镇生产空间规模为128公顷，占总面积的1.52%；生活空间规模为1190公顷，占比14.14%；生态空间规模为7104公顷，占比84.34%，系统优化全镇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通过以“优化农用地结构保护耕地、优化建设用地空间布局保障发展、优化镇村居住用地布局保障权益”为核心的“三优三保”行动，按照“宜农则农、宜渔则渔、宜林则林、宜耕则耕、宜生态则生态”的原则，通过拆旧复垦、高标准农田建设、生态修复等方式，整治各类低效用地798.2亩，增加了生态空间和农业生产空间，实现了耕地集中连片、建设用地减量提质发展、生态用地比例增加，获得的空间规模、新增建设用地、占补平衡等指标用于全镇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吴中区重点开发区域使用，土地增减挂钩收益用于金庭镇生态保护、修复和补齐民生短板。此外，在规划编制和土地资源管理过程中，金庭镇预留了后续发展生态产业所需要的建设用地指标，夯实了生态产品供给和价值实现的基础。
二是聚焦“水陆空”，开展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水”方面，防治与保护“双管齐下”，促进水环境提升。对127条流入太湖的小河实行“河长制”，严格落实主体监管责任，从源头上保护太湖；对太湖沿岸三公里范围内所有养殖池塘进行改造，落实养殖尾水达标排放和循环利用；建立严密的监控体系、实行严格的环保标准，防止水源污染；对宕口底部进行清淤和平整，修建生态驳岸和滚水坝，修复水生态。“陆”方面，以土地综合整治为抓手，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修复和治理。完成消夏湾近3000亩鱼塘整治和农田复垦，建设高标准农田用于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农业观光旅游；对镇区西南部的废弃工矿用地开展生态修复，打造景色怡人的“花海”生态园；系统治理受损的矿坑塌陷区，就近引入水系，加强植被抚育，恢复自然生态系统。“空”方面，开展大气环境整治，关停镇区“散乱污”企业，控制畜禽养殖，减少空气污染源；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增加森林覆盖率，改善空气质量。
三是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公共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2010年，苏州市制定了《关于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意见（试行）》，在全国率先建立生态补偿机制。2014年，在全国率先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制定了《苏州市生态补偿条例》，推动政府购买公共性生态产品，实现“谁保护、谁受益”。2010年至今，通过三次调整补偿范围、补偿标准等政策，实现了镇、村等不同产权主体的权益，金庭镇每年的风景名胜区补偿资金和四分之三的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拨付到镇，用于风景名胜区改造和保护修复、公益林管护、森林防火等支出；水稻田、重要湿地、水源地补偿资金和四分之一的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拨付到村民委员会，主要用于村民的森林、农田等股权固定分红、生态产业发展等，极大地激发了镇、村和村民保护生态的积极性。2019年，苏州市选择金庭、东山地区开展苏州生态涵养发展实验区建设，将其定位为环太湖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保护地，市、区两级财政在原有生态补偿政策的基础上，2019-2023年共安排专项补助资金20亿元，重点用于上述区域的生态保护修复和基本公共服务。
四是建立“生态农文旅”模式，实现生态产业化经营和市场化价值实现。金庭镇依托特殊的地理区位、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建立“生态农文旅”模式，推动生态产业化经营。打造农业发展新模式，促进“特色农品变优质商品”。重点围绕洞庭山碧螺春、青种枇杷、水晶石榴等特色农产品，打造金庭镇特色“农品名片”，将传统历史文化内涵融入特色农产品的宣传销售中，增加产品附加值；通过“互联网+农产品”销售模式，拓展“特色农品变优质商品”的转化渠道；与顺丰快递签订战略协议，在各个村主要路口设置快递站点，提高鲜果产品运输效率。挖掘“农文旅”产业链，实现“农业劳动变体验活动”。挖掘明月湾、东村2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及堂里、植里等6个传统历史村落的文化底蕴，鼓励村民在传统村落中以自有宅基地和果园、茶园、鱼塘等生态载体发展特色民宿、家庭采摘园等，实现从传统餐饮住宿向农业文化体验活动拓展，形成“吃采看游住购”全产业链。提升生态文化内涵，助推“绿色平台变生态品牌”。积极宣传“消夏渔歌”、“十番锣鼓”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推进全域生态文化旅游，形成了丽舍、香樟小院等一批精品民宿品牌，通过游客的“进入式消费”实现生态产品的增值溢价。
（三）主要成效
一是绿色发展意识和生态产品供给水平“双提升”。近年来，金庭镇干部群众的绿色发展意识逐渐增强，保护绿水青山、依靠绿水青山、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已经成为金庭人的行动自觉，金庭镇的生态空间显著增加，自然生态系统得到全面保护和修复，江南水乡特色、传统历史文化得以传承，生态产品的供给能力显著提升。2019年，金庭镇建设开发强度降低至16.65%，同比降低了13.28个百分点；森林覆盖率增加至71%，全镇地表水水质均达到II类以上，空气质量达到国内优质标准；生物多样性逐渐增加，区域内植物种类超过500种，动物种类超过200种，拥有银杏、水杉等多个国家一级、二级保护植物，以及虎纹蛙、鹈鹕、鸳鸯等多种国家、省级保护动物。
二是公共性生态产品和经营性生态产品价值“双显化”。一方面，苏州市建立了针对各类自然生态要素的生态补偿机制，以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采购”公共性生态产品，彰显其内在价值。其中，补偿标准为水稻田420元/亩、生态公益林250元/亩、风景名胜区150元/亩、其他生态农产品100元/亩；水源地村根据所在村岸线长度、土地面积、常住人口数等，分别给予每村120万元、140万元、160万元的补偿，生态湿地村也分别给予每村80万元、100万元、120万元的补偿，补偿范围覆盖了山水林田湖草湿等各类自然资源。近三年，金庭镇年均获得生态补偿资金3000余万元。另一方面，金庭镇通过“生态农文旅”模式的发展，打通了经营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渠道，显化了物质供给类和文化服务类生态产品的价值。“特色农品变文化商品”方面，2019年全镇农产品销售收入达到4.85亿元，创历史新高，其中果品收入2.71亿元，水产收入0.21亿元，茶叶收入1.93亿元；“太湖绿”大米及“西山青种”枇杷等已成为网红品牌。“农业劳动变体验活动”方面，2019年全镇吸引旅游人数421.06万人次，农家乐、民宿营业收入达到2亿元，近三年营业收入年平均增长35%，新增民宿104家，改造民宿103家，精品民宿增加至37家，直接带动了1600余人就业。“绿色平台变生态品牌”，随着“生态农文旅”模式的建立，港中旅、亚视、南峰等投资集团纷至沓来，2017年“阿里巴巴太极禅苑文化驿栈”正式落户金庭镇，2020年美国汉舍集团投资的“汉舍”项目全面启动，“自然、绿色、生态”成为了金庭镇最响亮的名片。
三是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福祉“双推进”。2019年，金庭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93亿元，同比增长6.10%。其中，服务业占比近80%，服务业增加值达到19.75亿元，同比增长7%。全镇2019年新增就业岗位647个，同比增长39.7%；农民人均年纯收入达到26573元，同比增长6.2%。依托“生态农文旅”模式，生态产品价值融入了一二三产业发展中，让农民、政府、投资商三方共赢，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福祉的“双推进”。
二、福建省南平市光泽县“水美经济”案例
（一）案例背景
光泽县位于福建省西北部、武夷山脉北段、闽江上游富屯溪源头，是国家级生态县、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全县水资源丰富，总量达42.99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占有量2.6万立方米，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2倍、全省的7倍。全县有大小溪河111条，高家、霞洋等多座优质水库，具备可开发温泉点2处、地下矿泉水点14处。
光泽县的水资源量大质优，过去仅用于传统的农业灌溉、小水电开发和居民饮用，水生态产品所蕴藏的生态价值和巨大潜力有待挖掘。为了在守护青山绿水的同时，从根本上改变水资源分散、开发规模小、效益低的制约，光泽县积极发展“水美经济”，通过植树造林、产业调整、污染治理，精心绘制全域水美生态图景，涵养优质水资源；搭建“水生态银行”运营平台，对水资源生产要素进行市场化配置，引入社会化资本，积极发展包装水、绿色种植和养殖、涉水休闲康养等生态产业；通过创新绿水维护补偿考核等制度保障，将现实的保护效益和资源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走出了一条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有效路径。
（二）具体做法
一是摸清资源家底，绘制水生态产品“基础地图”。委托福建省地质调查研究院对辖区内水资源情况进行调查，将全县所有涉水工程、可开发利用的水资源按功能分类，绘制水资源“一张图”。通过调查评价，系统掌握全县河流水系、水文气象、水资源、水环境状况、水能资源、水生态系统等情况，形成水安全、水环境、水生态、水文化、水管理等5个方面的现状评价，制定水资源综合利用方案。
二是涵养优质水源，提高水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积极推进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主动将37.68万亩国土面积划入武夷山国家公园核心区，加强武夷山自然保护区水源保护力度，使保护区域的自然生态系统成为均衡水量、涵养优质水源的“不动产”。加强以城乡水系为网络的自然生态廊道建设，实施“水美城市”建设，推进河道清淤整治和河流水系修复，强化自然生态保护和城乡绿色景观建设。保育和修复山区生态环境，严格控制浅山区开发，禁止随意破坏山体、毁坏植被，同时加大造林绿化力度，年培育造林1万亩。推进“无废城市”试点，积极探索固体废物源头减量、无害化处置技术，启动14个垃圾分类试点村，推行“户分类、村收集、乡转运、县处理”的运行模式，创新建设小型湿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将农村湿垃圾经发酵后生产的有机肥用于农业种植，实现农药化肥减量化，推动水质净化和优质水源涵养。
三是搭建运营平台，高效优化水资源要素配置。依托光泽县水利投资有限公司，组建县“水生态银行”，统一开展水资源资产产权流转、市场化运营和开发。在前端，通过公开竞拍、收购、租赁、自行建设等方式，储备与水资源有关的矿业权、水库所有权、水域经营权等，目前已获得矿泉水探矿权3宗、涌泉量共1674立方米/天，水库28座、库容10577.9万立方米，水域面积约8000亩。在中端，以特许经营方式授权“水生态银行”开展河道清淤整治、河岸生态修复等水环境治理项目，利用清淤富余物生产建筑用砂并达到投入产出平衡，实现水环境市场化修复。在后端，加强与科研单位合作，对水资源偏硅酸含量、各项限量指标检测鉴定，挖掘一批偏硅酸含量高、富锶水资源，发展包装水、高端种植、绿色养殖、涉水康养旅游等多种生态产业，提升水资源开发利用附加值。
四是引入社会资本，全力打造水生态全产业链。依托水生态银行，引入产业投资方和运营商，通过股权合作、委托经营等方式，对水资源进行系统性的产业规划和开发运营，推动形成绿色发展的水生态产品全产业链。实现“卖资源”，依托肖家坑水库等优质水资源，引入对生态环境和水质有高标准要求的现代渔业产业园和山泉水加工项目，发展高端鳗鱼养殖和山泉水加工，由“水生态银行”按0.2元/立方米和365万立方米/年标准供应养殖业用水、100万立方米/年标准供应加工山泉水。实现“卖产品”，引入中石油昆仑好客公司开展地下水开发，实施武夷山矿泉水项目，一期年销售超700万箱，产值超2亿元。实现“卖环境”，通过整合高家水库、霞洋水库、北溪河流等优质水资源产权和水域经营权，引进浙江畅游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建设3个库钓基地、5条溪流垂钓精品线路，积极举办垂钓、越野赛事、生态旅游等活动，建设中国山水休闲垂钓名城。实现“卖高端食品”，积极发展对水源和水质要求较高的茶叶、中药材、白酒等，引入丰圣农业、国药集团、承天药业、德顺酒业等知名企业，全县年产西红柿、生菜等生态农产品超4000吨，现有绿色茶园面积超3万亩，中草药种植面积2.4万亩，酿酒企业5家，形成了与水资源相关的生态食品产业集群。
五是建设公用品牌，促进水生态价值经济溢价。充分利用武夷山“双世遗”品牌影响力，通过统一质量标准、统一产品检验检测、统一宣传运营，打造“武夷山水”地区公用品牌，突出水资源原产地的生态优势，加强品牌认证和市场营销推介。授权“武夷山”包装水等23家企业使用“武夷山水”标识，并向农产品等领域推广拓展。全县现有无公害农产品17个、绿色食品6个、农产品地理标志2个、农产品有机认证2个、地理标志证明商标5件、中国驰名商标1件，有机茶、富硒米、稻花鱼、黄花梨、山茶油等生态食品近年来的销量、销售额年增长均在20%以上。
六是创新制度集成，建立健全长效保障机制。建立“绿水”补偿和小流域水环境考核机制，全县共设立29个断面监测点位，对落实管护机制、水质达标的村（居、场），给予每年5万元的“绿水”维护补偿，对辖区内水质下降的乡、村取消补偿并进行约谈，形成责任清晰、激励约束并举的共治局面。建立生态巡查联合执法机制，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压实乡镇党政领导水资源资产管理和水环境保护责任。推动基准水价研究，重点考虑区域社会经济条件、水资源用途、地理区位等因素，探索制定光泽县基准水价体系，规范资产定价、优化资源配置、显化资产价值，建立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长效机制。
（三）主要成效
一是取得了明显的生态效益。经过长期的生态保护和水源涵养，光泽县地表水、集中式饮用水源全年水质达标率均为100%，是福建省唯一小流域监测水质全部达到国家II类以上标准的地方。全年县域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100%，其中一级达标天数比例为68.3%。2015-2019年，全县森林覆盖率从78.2%提高到81.77%，林木蓄积量从1117万立方米提高到1366万立方米，每年为下游提供了约29亿立方米的优质水资源。好山好水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好生态，有力维护了区域生物多样性，县域内拥有国家保护树种13科16属17种，陆生野生动物资源种类达到171种。
二是增强了生态品牌影响力。借助入选国家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区、“中国生态食品名城”和全国唯一县级“无废城市”试点的契机，光泽县通过建立“水生态银行”和“武夷山水”区域公用品牌，搭建了整合资源、优化资产、引入资本的平台，打通了市场化交易的渠道，增强了生态品牌影响力，优质水资源与优质项目实现了精准对接。截至2020年6月，光泽县共签约生态资源开发项目24个，总投资超过170亿元，形成了“水美经济”发展新模式。
三是促进了生态产业化。依托优质水资源，全县生态产业加快发展，包装水、酒、生态旅游等产业比重逐年提高。2019年，全县工业增加值32.88亿元，同比增长8.4%，其中食品制造业同比增长19.8%，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增长14.1%；全县旅游经济保持较快增长，全年共接待游客124.62万人次，同比增长26.1%，旅游总收入13.17亿元，同比增长35.2%；全县形成了总产值约139亿元的水生态产品产业集群，共带动2.1万人稳定就业，占全县人口总数的15.2%。
三、河南省淅川县生态产业发展助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案例
（一）案例背景
南水北调，缘起南阳；千里调水，始于淅川。淅川县地处河南省西南部、豫鄂陕三省结合部，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和渠首所在地，也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级贫困县和河南省四个深度贫困县之一。丹江口水库48%的水域面积在淅川，全县2820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的92.8%处于饮用水源保护区，为建设南水北调工程而搬迁的移民近40万人，特殊的区位和主体功能决定了淅川县在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优质生态产品方面的特殊责任。
面对保护水源地水质和脱贫攻坚两大任务，淅川县近年来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持之以恒推进库周生态建设，积极发展生态产业，围绕最优质的生态资源选项目，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2019年实现了全县脱贫摘帽，让淅川的绿水青山变成了群众脱贫致富的金山银山，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经济发展、群众脱贫的“多赢”发展之路。
（二）具体做法
一是开展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和监控监管，夯实生态产品生产基础。以土地整治夯实自然生态本底。通过移土培肥、梯田建设、土地整治等措施，提升和改造耕地52.94万亩，通过种植金银花等完成生态护坡1.23万亩，生态化治理库区周边土地，保护和维持库区自然生态系统稳定性。以全域治理维护生态环境。结合石漠化治理、国家储备林建设等，全面推进环丹江口水库生态隔离带建设，2012年以来全县累计投入资金24亿元，每年实施造林不低于6万亩，其中完成困难地造林30多万亩；整治环保突出问题，大气污染防治等专项行动成效明显，清洁湖泊建设目标全面实现；累计投入1.5亿元，加强废弃露天矿山等生态修复，擦亮库区绿色基底，涵养一江清水。以监控监管织密生态屏障。以数字化监控平台为载体，组建水上、林间、乡村环保监控体系，始终保持对破坏生态、污染环境行为的高压态势，确保了丹江口水库的水安全运行。
二是积极探索生态价值产业实现路径。深入推进“生态立县”战略，着力构建生态农业、绿色工业、生态旅游等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产业体系。立足特殊县情，创新发展生态农业。通过政策奖励扶持、延伸资源产业链、推进绿色农业认定等措施，大力发展符合本地实际的生态农业。推广软籽石榴、樱桃、杏李、油用牡丹、金银花等生态林果及中药材种植，对发展核桃种植产业的免费提供苗木，并每亩一次性补贴300元；对发展油用牡丹、林下套种中药材、软籽石榴等水果产业的，每亩分别补贴400元、200元和300元；开展双黄连、果酒、饮料等特色农产品深加工项目，建设5万吨的果蔬保鲜库，基本实现了生态产业集中区域、重点乡镇都有冷链仓库。依托福森集团等本地龙头制药企业，种植金银花、连翘等传统优势中药材5万余亩，实现“种植基地+加工基地+国内外市场”的完整产业链。通过“一减一增”，大力推进绿色工业。执行最严格的水源地产业准入政策，减少并逐步退出网箱养殖、禽畜养殖、矿山开采等可能污染水库及周边环境的产业，全县累计取缔养鱼网箱5万多箱，拆除规模以上畜禽养殖场520多家，关停丹江口水库第一山脊以内的全部矿山企业；同时增加食品加工、智能制造等环境友好型产业，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全县绿色工业发展。依托绿水青山，全面发展生态旅游、康养、会议等产业。将旅游业作为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主导产业来培育，将陶岔渠首、汤山国家湿地公园、大观苑、八仙洞、香严寺、坐禅谷等自然景观和历史人文底蕴融为一体，建设丹江湖，打造环丹江口库区5A级生态旅游区；以“渠首”为名片、水生态产品为价值内核，构建“水旅+文旅+农旅+林旅+培训基地”的全区域、全要素、全链条旅游产业。同时，由县财政出资，重点建设乡村旅游扶贫示范村12个，将乡村生态旅游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相结合，推动农旅、林旅、文旅深度融合，引导群众依托绿水青山脱贫致富，初步培育出一批乡村旅游示范村、示范园、示范户，实现了生态与发展的双赢。
三是培育生态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构建了以“淅有山川”为代表的区域公用品牌体系。升级农产品溯源体系，制定生态产品质量认证管理办法；培育“淅有山川”公用品牌的第三方生态产品质量认证机构，实现认证标准多领域和国标化。积极探索“互联网+”销售模式，通过整合构建网商、电商、微商相融合的营销体系和品牌推介平台，培育“淅有山川”产品加盟基地，与县域品牌、企业品牌、中国地理标志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等现有品牌相互叠加，共同构筑淅川县生态产品的区域品牌“矩阵”，扩大“淅有山川”生态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四是做好水文章，彰显优质水生态产品的价值。借助“南水北调渠首水源地”的优质水生态产品和中药材、有机林果等原材料优势，淅川县积极发展矿泉水、食品饮料等水产业，形成了以福森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为代表，以生产夏凉茶、功能饮料、果汁饮料、特医食品为主的产业集群，打造了“福森源”牌草本凉茶、金银花植物饮料、“九月故事”山楂汁和劲驾植物功能饮料等一批省内知名饮料品牌。将淅川本地的金银花、水等原材料与其他产地的材料进行分析对比，淅川本地的原材料品质最优，既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又从源头上保障了产品质量，有效保证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淅川生产的饮料产品在省内市场占有率都超过了30%。
（三）主要成效
一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通过不懈努力，淅川县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可持续性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全县累计治理水土流失1100平方公里，治理区植被覆盖率达58%，年减少土壤流失275万吨，森林覆盖率由“十二五”时期的32.8%提高到2019年的45.3%。良好的自然生态系统也孕育了“一库清水”，丹江口水库水环境质量良好，109项水库水质的监测指标均为正常，库区各水质断面监测结果均达到或优于地表水Ⅱ类标准，其中陶岔出水口水质达到地表水I类；在丹江口水库还发现了被列为“极度濒危物种”的桃花水母，群聚面积已达1500平方米并且呈持续扩大趋势，“青山抱绿水、绿水映青山”已成为淅川的真实写照。
二是生态产品价值逐渐显化。精品农业、水产业、生态旅游的发展，打通了淅川县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实现了县域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相互促进。2018年以来，淅川县新建5000亩以上软籽石榴基地2个，3000亩以上杏李、大樱桃示范基地13个，三叶木通、猕猴桃、核桃、元宝枫、梨等产业示范基地8个。2019年，成功举办了第三届中国石榴博览会，“淅川红石榴”已享誉全国，打响了农产品产业的“生态牌”；淅川县电子商务产业园里的25家企业和个人通过互联网渠道销售特色农产品，月销售额达165万元。以水为基，形成了年产30万吨的矿泉水、各类饮料和果汁产品的生产能力，2019年水相关产业实现销售收入3亿元，同时带动了植物、果物提取技术的研发和转化，促进了水生态产品的价值显化和产业发展。以生态旅游为契机，打响“渠首”农产品知名度，生态产品附加值比普通产品增值1倍以上。目前，全县共建成旅游重点村36个，乡村旅游产业园40个，农家乐和特色民宿500多家，辐射带动1600多户贫困户勤劳致富。
三是助力脱贫成效显著。以“绿色发展、生态扶贫”为主线，找准生态产业与脱贫攻坚结合点，通过保底分红、资产收益、农旅结合等模式，助力贫困群众脱贫致富。中药材种植带动4个乡镇23个村350多户2000余人长期就近务工；已建成的九重福森金银花基地，共吸收附近1163户村民参与土地流转和金银花种植，产业规模近9000亩，目前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金银花基地，带动350余户贫困户通过土地租赁、就地务工和种植金银花实现了稳定增收脱贫，户均年增收1万元以上；生态产业发展初具规模，实现渠首软籽石榴亩均收益1.5万元，杏李亩均收益6000余元，油用牡丹产业带动务工群众人均增收7000元以上，乡村旅游从业者人均增收5000元以上。2019年淅川县顺利实现脱贫摘帽，贫困人口由2015年的10.66%降至2%以下，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1094元，同比增长11%，绿水青山变成群众脱贫致富的金山银山，让贫困群众真正端上了“金饭碗”。
四、湖南省常德市穿紫河生态治理与综合开发案例
（一）案例背景
穿紫河是流经常德市城区的一条千年古运河，全长17.3公里，流域面积27.97平方公里。1952年，穿紫河因水系改道被迫切断了水源补给，变成了无法自净的“断头河”。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河道因城市扩张被分割成多段水体，周边居民区、养殖场、工厂产生的生活垃圾、废水过量排放，使穿紫河水体污染加剧、流域生态环境恶化，对城市人居环境产生了严重影响。
2006年，为治理穿紫河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提高流域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良性循环，常德市政府启动了穿紫河生态修复治理工作，开展了中欧合作的穿紫河流域海绵城市“水生态、水安全、水环境、水文化、水资源”五位一体建设。经过不懈努力，穿紫河由曾经的“臭水沟”转变为集“文化河”、“商业河”和“旅游河”于一体的城市生态系统和生态价值实现平台，为整座城市和居民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生态产品和综合效益，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城市“金腰带”。
（二）具体做法
一是编制治理规划，开展海绵城市建设。2006年3月，常德市政府与德国汉诺威政府、德国汉诺威水协、荷兰乌德勒支政府合作，启动了穿紫河生态治理工程，编制完成了《“水城常德”——常德市江北区水敏型城市发展和可持续性水资源利用总体规划》，提出“海绵城市”概念，并将城市雨水、污水、地下水等进行综合一体规划，用生态和可持续的理念进行城市水系治理修复。自2009年开始，在总体规划引领下，常德市开展了穿紫河流域全线截污、降堤修闸，改造修建雨水泵站、调蓄池、生态滤池、河道生态岸线等，并陆续启动了穿紫河集水区内的小区、道路、广场、排水管网的改造以及配套设施建设工作。2011年和2015年，常德市分别通过并实施了《穿紫河两厢（皂果路至常德大道）城市设计规划方案》和《穿紫河风光带修建性详细规划》等，进一步推动了穿紫河两岸风光带的配套设施建设工作。
二是开展系统治理，改善生态环境。截污净污，实现源头减排。通过修复地下水破损管网、提质改造8个泵站及泵站调蓄池、建造改造沉淀池和蓄水型生态滤池等，增强对混流雨污水的沉淀和净化能力，为穿紫河提供清洁水源。清淤疏浚，盘活水体内源。利用疏浚船实施清淤工程，在8.4公里长的河道内清理出37万立方米的淤泥，经二次处理后用作种植土壤；建造柳叶闸，将穿紫河与沅江和城市内湖柳叶湖相连通，盘活穿紫河水源，实现水体更新。建设生态驳岸，增强生物多样性。以生态驳岸代替传统码头，在驳岸区形成植被缓冲带，过滤地表径流中的沉淀物；在水体流速较低的河湾区域以及排水泵站排水口附近区域设置生态浮岛，增强水体净化功能；放养滤食性鱼类、肉食性鱼类及底栖生物，投放本地白鲢、养鲢、鳙等鱼类5.8万尾，螺、蚌等5.8万公斤，建立鱼类、昆虫及水鸟生态圈，优化生物种群结构，增强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三是推动综合开发，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依托修复治理后的穿紫河风光带，推动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结合，助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在北岸打造德国风情街以及麻阳街、小河街、大河街等特色街道，形成餐饮、服饰等特色商业街区，提升生态产品经济价值。利用步行桥连接穿紫河南北两岸，建成5.5公里的两岸亲水栈道、5个河岸观景平台，并在河畔多点布局常德丝弦、折子戏、刘海砍樵等音乐剧实景演出，形成历史人文景观，宣传地方文化特色，实现文化价值。打通内河水系，将穿紫河与白马湖、柳叶湖等水系相连，开辟往返航道45公里、码头14个，开通“水上巴士”，建成常德市内第一条水上旅游线路，推动生态旅游发展。以整治修复后良好的生态环境为依托，吸引商企进驻，建造多个居民小区及商居综合体，实现生态产品的价值外溢。在发展“商、旅、居”产业的同时，规划建设婚庆产业园，探索生态产品价值产业化、多元化实现途径。
（三）主要成效
一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经过综合治理，穿紫河流域的洪水调蓄能力显著增强，2016年7月和2017年7月，在24小时累积降雨都大于177.8毫米极端值的情形下，常德市城区无大面积积水，穿紫河流域无内涝发生。同时，穿紫河的水体水质、水环境、水生态、水安全等得到了全面提升，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稳定性明显增强，穿紫河生态滤池出水处化学需氧量浓度比进水处下降了59.6%，河水水质由劣Ⅴ类逐步恢复为Ⅲ类。
二是生态产品价值逐渐凸显。随着穿紫河生态修复治理成效的显现和“水上巴士”项目、沿河商业产业的发展，以穿紫河为中心的常德特色旅游线路逐渐形成，中断近40年的穿紫河航道得以恢复，穿紫河两岸文化、旅游、娱乐等相关产业每年实现收入3000万元以上。依托穿紫河良好的生态环境，带动沿岸商圈和高档住宅的综合开发，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共赢。
三是改善了人居环境，居民幸福感不断提高。穿紫河由臭气熏天的“臭水沟”变身为市民散步休闲、放松娱乐的“城市中心绿色公园”，水质的优化、气候的改善让常德市城区人居环境质量得到显著提升。城市居民在拥有良好生态产品的同时，还可以享受“水文化”、“水产业”产生的生态红利，形成了绿色发展和宜居生活相互融合的和谐格局。
五、江苏省江阴市“三进三退”护长江促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案例
（一）案例背景
江苏省江阴市拥有35公里的长江深水岸线、13条入江河道，是联结长江水系和太湖流域的重要通道，对常州、无锡等苏南地区的生态安全和用水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沿江大开发的背景下，江阴市长江岸线过度使用、土地超强度开发等问题日益显现，高峰时期曾开发了超过三分之二的长江岸线，有3个沿江化工园区、12个危化品码头，沿江1公里范围内土地开发强度超过50%，有4条入江河道水质不能稳定达标。
面对高强度开发和生态破坏带来的严峻挑战，江阴市按照“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要求，提出了“生态进、生产退，治理进、污染退，高端进、低端退”的“三进三退”护长江战略，综合运用土地储备、生态修复、湿地保护、旧城改造、综合开发等措施，建成了“八公里沿江、十公里运河”的城市“生态T台”，形成了滨江公园、城郊湿地、环城森林带、沿河绿道等丰富多样的优质生态产品供给区，促进了生态环境的大幅改善和生态产品价值的增值外溢，走出了一条长江保护与绿色发展相得益彰、生态改善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发展之路。
（二）具体做法
一是还江于民，推进滨江临水岸线生态建设。江阴城依江而建，因江而兴，但江阴主城区的长江沿岸被大量生产占用，中国最大的民营造船企业扬子江造船厂、江阴市龙头企业振华重工、港口集团等分布其间，“千年古渡”黄田港早在北宋时期就是江阴与长江北岸之间的重要交通枢纽，江阴市民长期以来临江却不见江、滨江却不亲水。2018年底，江阴市按照长江大保护的要求，对主城区沿江区域实施了整体搬迁，近6公里的生产性岸线全部退还为生态岸线，对临江的原扬子江船厂、黄田港、韭菜港、煤栈堆场等开展生态修复，建设了750亩涵盖科普示范、亲水广场、环城绿道、滨江湿地等功能的滨江公园体系，昔日塔吊林立的长江岸线变身为美丽的江阴“外滩”。
二是还湿于民，提升长江岸线水环境自净能力。窑港口区域是江阴长江岸线中唯一保留的天然滩涂，涉及沿江岸线12公里，是江阴、无锡、常州三地城市饮用水的取水口。随着沿江区域的无序开发，窑港口及周边区域散布有98处小型畜禽养殖场、化工作坊和小型修船厂，严重影响了区域生态安全和饮水安全。2017年开始，江阴市按照“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的原则，划定并规划建设窑港口生态湿地保护区，沿江恢复了近7公里的天然芦荡和湿地灌丛岸线，提升了涵养水源、净化水质等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关闭、整合家庭式畜禽养殖场并异地修建环保型规模化养殖基地，对周边企业进行控源截污，扩展湿地缓冲区，提高入江河道的水体水质。新建了长江鱼类产卵场、鱼类栖息水道、增殖放流点野化基地和水生态修复浮岛，推动长江渔业资源恢复。新建了长江生态缓冲林、营巢林、砾石滩、草本沼泽等，作为东北亚候鸟迁徙的中转站和乡土留鸟的栖息地，恢复和保护区域内的生物多样性。
三是还绿于民，不断提高城区绿化覆盖率。坚持“抢救性复绿”和“大规模增绿”两手齐抓，编制并落实《长江（江阴段）沿岸造林绿化建设方案》，按照“断带补齐、窄带加宽、次带提升、残带改造”的原则，推进沿江地区生态林建设工程。建设总面积83平方公里的环城森林公园，涵盖观山、秦望山等五座山体和周边地区，与北部长江、中部运河共同构成江阴城区的绿色生态屏障。结合矿山环境治理和地质灾害防治，对废弃宕口、已破坏山体等进行生态复绿，仅在绮山应急备用水源地就复绿山体170亩，完成成片造林3000亩，建成绮山森林公园；完成秦望山建材矿区、稷山滑坡地质灾害等12个治理工程，累计复绿面积460余亩；对于连片种植空间有限的区域，做到深挖潜力、见缝插绿、宜栽尽栽，构筑更多自然景观、滨水绿带。
四是还河于民，恢复江南水乡古城韵味。江阴锡澄运河紧邻老城区西侧，从宋代起就是沟通京杭大运河和长江的主要水上运输线。随着城市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运河原有的交通运输、联结水系等功能逐步弱化，但沿河的高强度开发等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却日益凸显。按照“国际化滨江花园城市”的总体目标，江阴市启动了以“八公里沿江、十公里运河”为核心的生态保护与修复，于2016年在城区外新建了联结长江和太湖两大水系的运河，对老锡澄运河两侧的旧厂房、旧村庄等实施异地搬迁，建设了长约4700米的锡澄运河公园和应天河公园，在为市民提供优美生态环境的同时，将东部的老城区与西部的老郊区连为一体，恢复江南水乡的古城韵味，还市民以碧波荡漾、一步一景的古老运河。
五是多措并举，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综合运用土地储备、片区综合开发等措施，在生态修复及周边区域配置合理比例的商业、住宅等经营性用地，促进生态产品的价值外溢，实现区域土地的经济增值。江阴市收购了沿江的原扬子江船厂、黄田港码头等土地650.39亩，拆迁房屋14.7万平方米，大部分规划为沿江滨江公园、公共设施、城市绿化等，同时储备了部分住宅用地和商业用地，凭借良好的区位优势和生态环境，土地增值所带来的收益能够覆盖土地储备、房屋拆迁和生态治理等成本，实现生态修复成本内部化。在生态产品供给区积极发展生态型产业，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通道。依托绮山应急水源地项目，修复并建成绮山郊野公园，规划建设集旅游、养老、居住于一体的康养居住区；在周边10公里范围内种植苗圃300万平方米，引入社会资本建设玫瑰种植园，发展生态农业和旅游业。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实施生态补偿，促进公共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2019年，江阴市印发《关于调整完善生态补偿政策的意见》，将永久基本农田纳入生态补偿范围，并对水稻田、公益林地、重要湿地、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提高补偿标准，重点用于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农村环境长效管理、社会公益事业和村级经济等，通过政府转移支付等方式，促进优质生态产品的生产和价值实现。
（三）主要成效
一是生态向好，持续提升优质生态产品供给能力。随着长江大保护重点工作和区域生态保护修复的深入推进，江阴市城区的绿化覆盖率提高到43.19%，建成了1个省级湿地公园、3个湿地保护区和3个水源地保护区，全市湿地面积达到9886.7公顷，约占辖区总面积的10%；窑港口湿地保护区自然恢复了1400多亩天然芦苇荡和湿地灌丛，区域内芦苇、菖蒲等植物生长茂盛，白鹭、鸬鹚等野生动物活动频繁，已成为长江鱼类、迁栖鸟类的重要栖息地和产卵场，形成了独特的“千亩芦荡、一江碧水”的长江自然湿地景观。2019年，江阴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比提升为72.9%，全年重污染天数首次“清零”，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了13.6%，比“十二五”末期降低了37.4个百分点，改善幅度居江苏省前列；全市9个国省考断面水质全部达标，优于地表Ⅲ类的水质比例达到77.8%，同比上升11.1个百分点；建成了日供水能力40万立方米的绮山应急备用水源地，为城市饮水安全和水生态产品的供给提供了双重保险。
二是景观向美，持续提升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江阴市已主动将沿江的生产性岸线，从江苏省政府要求的23.4公里压缩为17.46公里，退出的生产性岸线全部用于生态修复，已建成的滨江公园体系由船厂公园、鲥鱼港公园、韭菜港公园、黄田港公园等串联而成，连同原有的芙蓉湖公园、要塞森林公园、鹅鼻嘴公园、望江公园等，从东到西形成了沿长江岸线的八个开放式公园。已建成的30公里江阴环城绿道一期工程，串连城区公园、长江岸线和运河，将山、水、林、江、河等连为一体，形成一条环绕江阴城区的“翡翠项链”，极大地提升了江阴城区的山水品质。
三是机制向稳，持续提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能力。江阴市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生态补偿体系，对永久基本农田、水稻田、蔬菜地、公益林地、经济林地分别按照每年每亩100元、450元、100元、200元、100元的标准进行补助；对重要湿地，分县级、市级、省级及以上三类，按每年每个80万元、100万元、150万元三个档次进行补助；对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的村（社区），综合考虑土地面积及常住人口等因素，按照每年每村（社区）100万元、150万元、200万元三个档次进行补助，促进公共性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以“高端产业进、低端产业退”倒逼企业转型升级，大幅提升产业用地亩均效益，带动生态修复区域的土地增值和生态产品价值外溢。主动融入上海、南京等周边城市生活圈，积极发展以长三角腹地为服务对象，以生态旅游、平台经济、枢纽经济为龙头的“生态+旅游”和“生态+文化”等生态型产业和新兴产业，充分实现“好山好水好风光”的内在价值。
六、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曹家坊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及价值实现案例
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曹家坊矿区位于北京市西南部、中国房山世界地质公园拓展区，由于开采历史较长，区域内森林植被损毁、水土流失、采空塌陷等问题突出，山体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易发，野生动植物物种急剧减少，自然生态系统严重退化，影响了该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根据北京市确定的“生态修复、生态涵养”的区域功能定位，2006年至2010年期间，史家营乡用5年时间将全乡范围内的142座煤矿全部关闭，结束了当地的千年煤炭开采史；从2010年起，采取“政府引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的模式，对曹家坊矿区开展生态修复，并引入市场主体发展生态产业。
经过十多年的持续努力，曹家坊矿区修复面积2300多亩，昔日的废弃矿山已转变为“绿水青山蓝天、京西花上人间”的百瑞谷景区，形成了旅游、文化、餐饮、民宿、绿化等产业，带动了“生态+旅游（民宿）”、“生态+文化”等多种业态共同发展，实现了黑色产业“退场”、绿色产业“接棒”的转型发展，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两山”理念，促进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一是明晰产权，激发市场主体修复生态和发展产业的动力。为更好地推动曹家坊矿区的修复和保护，利用原有荒山、矿业用地、林地等发展替代产业，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曹家坊村于2011年按照70年的承包期，将矿区所在的后沟区域4700余亩集体林地承包经营权，统一流转给开展矿区生态修复的北京百瑞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实现矿区修复项目建设权、林地经营权、产业项目开发权的“三权合一”。通过明晰产权、明确修复范围和厘清收益归属，有效调动了市场主体投资矿山生态修复和发展产业的积极性。
二是采取“地形地貌整治+植被恢复”模式，科学开展矿区生态修复。为固定山体、防治地质灾害，在矿区内开展客土回填矿坑、边坡修复、鱼鳞坑围堰等生态修复措施，修建了4000余米的行洪渠，确保生态修复区域的安全。注重水环境修复，煤矿关闭后，区域内地下水不再因人工采煤活动而泄露，地下水位逐年增高；通过水土保持、自然净化等措施，区域内泉水日渐充沛，恢复了山泉自流、河水自然流淌的自然环境。注重植被恢复，种植了近10万株元宝枫、榆叶梅、金枝国槐等树种，在边坡地带种植草皮，使原来满目疮痍的矿山区域逐步恢复了绿水青山的本色，为替代产业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基础条件。
三是发展生态型产业，显化绿水青山的综合效益。按照“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结合曹家坊村生态修复治理成果，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将生态修复治理与文化旅游产业相结合，依托修复后的自然生态系统、地形地势、历史文化、矿业文化等，发掘抗日红色文化，建设北京百瑞谷景区，实施文旅融合发展，推动了传统采矿业向现代绿色生态旅游业的转型。在9年时间里，北京百瑞谷旅游开发公司共投资3.5亿元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与曹家坊村达成合作经营意向，将景区利润的10%分配给村集体，并先后捐资600余万元用于村集体公益事业。此外，百瑞谷旅游开发公司还启动编制生态景区带动民宿发展方案，积极联合周边村民发展民宿产业，促使每家每户在生态建设和保护的同时，共享生态产品带来的红利，让百姓成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受益者。
一是增加了生态产品的数量，提升了生态产品的质量。曹家坊矿区森林覆盖率由2009年的46.9%提高到2019年的69.6%，林木绿化率由2009年的61.8%提高到2019年的89.4%，草地增加了3.21万平方米，多年断流的山泉在2015年恢复了自流，水质达到国家地下水Ⅱ类标准。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由2010年的275天增加到2019年的“全年全部优良”，空气质量从“污染”级别改善为PM2.5平均浓度31微克/立方米的优质状态，相较2010年PM2.5平均浓度下降了18%。自然生态系统的恢复，使矿区内的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原来销声匿迹的白鹭、野鸭、野鸡等野生鸟类和野兔、野猪、狍子等野生动物回来在此觅食栖息。曹家坊矿区现有鸟类33科99种，植物100科370属654种，为周边居民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和高质量的生态产品。
二是推进绿色生态、红色资源与生态产业的相得益彰，畅通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渠道。百瑞谷景区设置了矿山修复区、矿业遗迹展示区、自然风光区、乡村民俗旅游区等多个功能分区，矿区文化、人文历史、自然风光成为该区域的“新资源”。山脚下利用废弃厂房改造的百瑞谷饭店，可容纳400余人同时就餐、近160名游客同时入住。随着生态环境的提升，毗邻矿区的萧克将军作战指挥所旧址等也成为重要的红色旅游资源，吸引各地游客前来参观。自矿区生态修复及景区建设以来，绿色生态、红色资源进一步带动了周边地区人员的就业和景区配套服务产业的发展，解决了曹家坊及周边村庄260余人的长期就业问题。2018年以来，景区共接待游客7.5万余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稳步增长，初步显化了“绿色”生态产品和“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打通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
三是促进了村民增收和乡村产业转型，生态产品价值外溢日益显现。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矿区周边村庄从原来大多以煤为生，转变为依靠生态旅游开展多种经营，带动了史家营乡交通运输、餐饮服务、农副产品销售、民宿等相关业态，形成了“生态+产业”的发展模式，生态产品所蕴含的内在价值正在逐步转化为经济效益。随着矿区生态修复的持续推进，生态优势显化为经济优势，曹家坊村民的人均劳动所得已经从2010年煤矿关闭时的14292.7元/年，增长到2018年的18940.4元/年；史家营乡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结构，从2009年的47:26:27转变为2018年的36:2:62，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大幅提高，基本实现了绿色产业转型发展。
七、山东省邹城市采煤塌陷地治理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案例
（一）案例背景
邹城市位于山东省西南部，是孟子故里、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境内煤炭资源丰富，年产原煤近1883万吨，占山东省年产量的16%以上。煤炭开采等产业在助力邹城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资源破坏和生态环境问题：采煤形成大量塌陷地，导致耕地损毁、道路迸裂、房屋垮塌，“天灰、地陷、河流污染”成为了邹城的环境“痛点”和生态“伤疤”。其中，太平镇是邹城最大的采煤塌陷区，33个村庄发生道路迸裂、房屋垮塌，11个村庄沉陷，涉及人口3.6万，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正常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近年来，邹城市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积极协商区域内采煤龙头企业兖矿集团，按照政府主导与企业实施的“双管齐下”治理模式、政企协作的“双重保障”机制、生态修复与产业发展的“价值实现”路径，在太平镇实施以采煤塌陷地治理、地质灾害搬迁、生态产业发展为核心的“绿心”工程，将采煤塌陷区修复为提供生态产品、促进经济发展的自然生态系统，加速黑色经济向绿色经济转型，走出了一条颇具特色的生态治理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之路。
（二）具体做法
一是坚持规划引领，绘制鲁西南都市区“绿心”蓝图。在全面调查塌陷区现状和现有各类自然资源的基础上，邹城市按照“功能分区、因地制宜、系统治理”的原则，编制了《邹城市采煤塌陷地综合治理规划》和《都市区绿心项目规划》。以太平镇为核心，统筹实施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生态修复和开发利用，建设总面积达84平方公里的“绿心”项目；围绕激活城市自然生态系统功能的目标，在区域内合理布局农田林地、建设用地、水面和湿地，优化生态、生产、生活空间分布，建设“十万亩绿水林田，十万人生态家园”；围绕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目标，建设由若干个生态产业化特色项目组成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体系，促进生态、文化、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是坚持系统治理，推进采煤塌陷地生态修复。首先，按照“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合作开发”的生态修复和产业发展思路，以“谁治理、谁受益”和修复项目建设权、运营权、收益权“打包”确定实施主体等方式，引导兖矿集团等采煤企业、中电建路桥公司等社会资本投入塌陷地治理，开展太平湖国家湿地公园等项目建设，实施塌陷地地质灾害治理和村庄搬迁工程。其次，依托采煤塌陷区特点，区分浅水塌陷区、深水塌陷区和稳沉塌陷区三类并开展分类治理，有机衔接湖泊、湿地、森林、农田四大生态系统，建立以湿地为核心的自然生态系统；以本地植物，特别是固氮植物为主，采用“夏季-冬季”季相交替、“挺水-浮水-漂浮-沉水”层次错落的立体绿化模式，构建水生植物群落和完整的“草-鱼-鸟”水生生物链，丰富区域生物多样性。再次，通过造林绿化奖补、土地流转补贴等政策，鼓励承包荒山、荒沟开展集中连片的植树造林，推行工程造林、专业队造林模式，实现“线上”生态廊道多层添绿，“面上”统筹城乡多元覆绿。
三是坚持“农渔游”生态产业化，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依托塌陷地治理后形成的独特自然生态系统，因地制宜发展“农林渔文旅”生态产业，推动“生态洼地”变身“产业高地”。在塌陷地治理基础上推进“宜农则农”，兖矿集团根据煤矿开采计划和地表塌陷损毁程度，对部分适宜开展土地复垦和农业种植的区域，通过流转获得20年的集体土地经营权，采用预治理模式和采煤沉降预测技术，及时预测区域沉降速度、开展塌陷土地治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引入浙江苗夫集团实施“渔樵耕读”项目，利用治理时剥离的优质耕作层发展高端苗木花卉、渔业和农业观光旅游产业，实现塌陷治理区土地集约再利用。太平镇利用原有的食用菌种植优势和塌陷区治理后的土地，聚集多家大型食用菌种植加工企业，形成了一条集食用菌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特色产业链。破解塌陷区水体治理的困局，在原有养殖池塘基础上推进“宜渔则渔”，按照“生态化治水、产业化发展”的思路，引入浙江清湖集团发展“靶向珍珠养殖”产业，利用专有技术在塌陷水域中培养藻类和菌类共生体，模仿自然界水生态的自我修复功能，将污染源转换成食物链源头的有机营养，并通过贝类、螺类、鱼类的定期循环捕放，建立稳定的纯生态食物链系统和有机营养物排出系统，最终实现塌陷水域的水质净化和珍珠养殖。大力推动“宜游则游”，依托邹城“孔孟桑梓之邦、文化发祥之地”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太平镇国家湿地公园等独有的自然风光，对“绿心”项目区域进行生态文化旅游综合开发，建设柳澳渔村、观澜书院、汤家花园、古刹禅林、观鸟屋等文化旅游项目，促进文化服务类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
（三）主要成效
一是生态伤疤变生态景观，生态产品供给能力逐步增强。通过坚持不懈的治理，塌陷区生态环境实现持续好转，综合治理后形成湿地面积6500亩、恢复耕地3600亩，区域内湿地面积占比达到42.75%；塌陷区水质改善效果显著，水体中化学需氧量浓度、氨氮含量等指标大幅下降，水质由劣Ⅴ类变为地表Ⅲ类；生物多样性不断增强，野生动植物种类和数量逐年增加，维管植物由原来的不到200种发展到400种，鸟类由原来的75种增加到167种，其中国家Ⅱ级保护珍稀鸟类13种，国际濒危鸟类7种，并在太平湖区域首次发现了全球“近危”物种、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震旦鸦雀和世界“极危”物种青头潜鸭。随着受损自然生态系统的逐步恢复，生态产品的供给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为邹城及附近地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高质量生态产品。
二是生态产品价值逐渐显化，打通了“黑色经济”向“绿色经济”转型的路径。生态治理和生态产业发展的成效，彻底改变了当地村民“靠矿吃矿”的理念，也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从“绿心”项目区域看，“渔樵耕读”项目种植高端苗木花卉3160亩，年销售各类成品苗木花卉90.65万株，年销售收入1.36亿元；“靶向珍珠养殖”项目一期完成28个塌陷区池塘17万米网片和拉绳布置，挂养河蚌150万只，实现年销售收入3368万元，净利润率58.1%。生态旅游、食用菌产业辐射全市，2019年邹城市文化旅游、休闲观光、生态体验等旅游项目年接待游客567万人次，带动旅游消费85.2亿元；食用菌生产加工企业及合作社达50家，年产30万吨，产值30亿元，“邹城蘑菇”入选中国农业品牌目录2019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邹城市被评为全国食用菌产业化建设示范市，逐渐改变了邹城市“地下为主、一煤独大”的产业发展格局。
三是居民幸福感不断增强，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都市“绿心”项目涵盖国家级湿地公园1处、湿地镇村8个，生态旅游的发展为当地村民提供了1200余个就业岗位，每年各类劳务收入5000万元；带动了周边5000户村民发展设施农业、养殖等产业，每年实现直接经济效益6800万元，人均增收2000余元，每亩每年创收近3万元。通过开展以塌陷地治理为核心的生态修复和综合整治，有效解决了矿区历史遗留的百姓居住环境恶劣问题，受益群众达5万余人。以太平镇幸福新城社区为代表，在地质灾害搬迁和采煤塌陷地治理基础上，配套建设了服务设施，实现水、电、路、燃气、暖气等“八通”，社区全部进行绿化、亮化、雨污分流、垃圾分类处理，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大幅提升。
八、河北省唐山市南湖采煤塌陷区生态修复及价值实现案例
唐山是我国重要的煤炭产区，诞生了中国第一座机械化采煤矿井，并创造了我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的辉煌。唐山因煤而兴，也曾因煤而困。140多年的煤炭开采活动，在城市内形成了大范围的采煤塌陷区，其中南湖区域就多达30平方公里。几十年的沉降和塌陷，曾导致南湖区域杂草丛生、污水满沟、飞灰蔽日，特别是多年来的城市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集中倾倒，形成了巨型垃圾山，成为距离唐山城区最近的“工业疮疤”，被当地人称为“龙须沟”。
面对严重的采煤塌陷地问题，唐山市经过持之以恒的生态建设，让昔日30平方公里的南湖采煤塌陷区转变为全国最大的城市中央生态公园，并成功举办了2016唐山世界园艺博览会，促进了生态、文化、旅游、体育等多产业发展，成为了一个让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融合实现、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相得益彰的“好作品”。
一是做好规划先行的顶层设计文章。委托中国地震局、煤炭科学总院唐山分院等单位，采集沉降区地质数据4万多个，深入开展采煤沉降区地质构造分析研究；聘请国际和国内著名设计院，共同编制了南湖生态城建设规划，实现了控制性详细规划全覆盖。在制定采煤塌陷地治理、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修复“规划图”和“施工图”的同时，统筹规划生态修复后的生态、生产和生活空间，优化布局居民搬迁安置区、生态修复区和新产业发展区，建设集生态旅游、文化创意、高端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于一体的“城市中央生态公园”。
二是做好科学环保的生态修复文章。结合河道整治、城市排水与泄洪功能以及景观水体营建等，综合治理区域内各类污水，实现南湖水环境的修复和水系循环贯通。充分发挥水生动植物在净化水质中的作用，科学种植芦苇、荷花、睡莲等植物，同步推进水生态治理和生态景观建设。采取低干扰、低成本、低能耗技术，将高达50米历史积存的垃圾山进行封闭改造，实现污染物治理过程的“零排放”。将区域内剩余的大量粉煤灰加工为建材，用作地基的基础材料和地形堆叠。利用废弃的植物材料、枝干等，结合石笼工艺，布置于湖滨以护岸、固土，起到增强地基承载力的作用。通过科学生态修复，共清挖和综合利用存量垃圾800万立方米、粉煤灰800万立方米、煤矸石450万立方米，建成了凤凰台、市民广场、地震遗址公园等公共服务设施，持续推动南湖生态修复和综合治理。
三是做好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显山露水”文章。2016年4月，南湖成功举办了拥有133处景观但未占用一分耕地的世界园艺博览会，充分彰显了南湖坚持走生态优先、保护优先、节约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的成果，展示了南湖区域生态修复的成效，大幅提升了南湖的知名度。推动“生态+文化”融合，建设唐山文化广场、大剧院等文化设施，建成了河北省首家集餐饮、演艺、文化等于一体的饮食文化博物馆——唐山宴，实现生态、饮食、文化等多要素融合发展；基于源起唐山的皮影文化，在南湖打造全国首家皮影文化主题乐园，创设平安扣皮影剧场，多维度展示唐山的民间传统艺术，再现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皮影戏”传承，获得了良好反响。推动“生态+体育”建设，兴建智能运动驿站、唐山新体育中心，举办TBA唐山篮球联赛、唐山国际马拉松赛等众多体育赛事；建成南湖足球公园、足球城市广场和足球主题酒店，打造国内首个足球主题综合项目，承办国际友好欢嬴杯、中国女足甲级联赛等各类足球赛事2300余场。推动“生态+旅游”发展，建成了国家5A级南湖旅游景区，新建1.4公里滨湖栈道、音乐喷泉和南湖灯光秀等旅游设施，建设植物馆、低碳生活馆等生态文化科普基地，增强游客游览体验。
一是让“工业疮疤”重现绿水青山，不断增加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昔日的采煤塌陷区、工矿废弃地，已转变为唐山市区中央的“绿肺”和“氧吧”，220多种植物郁郁葱葱，绿化率达到65%，水域面积11.5平方公里，100多种野生鸟类往返栖息。通过生态修复和综合治理，南湖区域的气候更加宜人，城市更加宜居，环境更加优美，生态产品供给更加有力，南湖先后获得了“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迪拜国际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奖”等称号。
二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实现生态产品的经济价值。南湖通过“生态+产业”模式，积极布局文化、旅游、体育产业，促进“吃住行、游购娱、体育运动、生态人文”等多要素的集聚，推动湖产共融化、湖城一体化、生态产业化。2019年，南湖共接待游客700多万人次，实现游客数量、旅游收入的连续增长。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与配套设施的日益完善，逐步构建了以南湖为中心，产业融合、生态宜居、集约高效的国土空间新格局，不但带动了周边区域的土地增值，而且汇聚了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形成了区域发展的新兴增长点，实现了生态产品价值的外溢。
三是造福民生福祉，突显生态产品的社会价值。2018年4月，唐山南湖旅游景区对游客开放，良好的生态环境、宜人的居住环境，以及16.6公里健身步道、光影水舞秀、文化博物馆等精品项目，让广大市民和游客拥有了快乐生活、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实现了生态建设的共建共治共享。同时，生态型产业的发展有效增加了就业岗位和居民收入，带动了城市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行业的互动发展，让当地居民在享受良好生态产品的同时，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获得感和幸福感与日俱增，生态产品的社会价值日益显现。
九、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公益林碳普惠项目案例
花都区地处广东省广州市北部，拥有丰富的林业资源，被称为广州市的“北大门”和“后花园”。为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花都区依托广东省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碳普惠制试点，选取梯面林场开发公益林碳普惠项目，通过林业资源保护，提高了森林生态系统储碳固碳的能力；通过引入第三方机构核算减排量、网上公开竞价等措施，将无形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转化为有形的经济效益，构建了政府市场双向发力、多方参与共赢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促进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同步提升，为其他地区建立碳减排激励机制，推动社会经济绿色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一是政府主导，提供基础数据和制度保障。首先是制定林业碳普惠方法学和基础数据。2017年，广东省公布了公益林、商品林项目碳普惠方法学，以反映广东省林业经营普遍现状的平均水平监测数据为基准值，采用林业部门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数据或森林资源档案数据进行核算，将优于全省森林平均固碳水平的碳汇量作为碳普惠核证减排量的计算依据。其次是制定林业碳普惠交易规则。2017年7月，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出台了《广东省碳普惠制核证减排量交易规则》，对交易的标的和规格、交易方式和时间、交易价格涨跌幅度和资金监管、交易纠纷处理等进行了明确规定，同步建成了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碳普惠制核证减排量竞价交易系统，为林业碳普惠项目实践奠定了基础。
二是保护优先，提升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为保护和恢复梯面林场及周边区域的自然生态系统，林场实行了最严格的林地和林木资源管理制度，停止了商业性林木砍伐，做好生态公益林和其他林地养护，积极开展防火带建设、防火设施添置、防火员技能培训等林地保护项目，着力提升森林抚育水平和生态产品质量。同时，积极推动广州市首个林业碳普惠项目，探索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路径。通过正反案例教育，激发群众和林场干部职工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及行动自觉。
三是第三方核算，明确碳减排量。2018年2月，梯面林场委托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广州分中心，依据《广东省森林保护碳普惠方法学》，对其权属范围内1800多公顷生态公益林2011-2014年间产生的林业碳普惠核证减排量进行了第三方核算，并重点核实了林场内森林生态系统碳汇量优于省平均值的情况。核算结果显示，梯面林场项目区年平均碳汇增长速率超过5.0吨二氧化碳当量/公顷，高于全省公益林3.3247吨二氧化碳当量/公顷的平均水平；扣除全省平均值后，项目区2011-2014年间共产生林业碳普惠核证减排量13319吨二氧化碳当量。经省主管部门审核后，上述碳减排量被发放至梯面林场的碳排放权登记账户，可在广东碳市场自由交易。
四是市场化交易，显化生态产品价值。广东省是首批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地区之一，广东省每年设定碳排放配额总量，再分配给纳入控制碳排放范围的企业，企业的实际碳排放量一旦超过配额，将面临处罚。控排企业可以通过购买碳排放权配额或自愿减排核证减排量等方式抵消碳排放量，前者一般由企业通过技术改造、节能减排等方式获得，后者一般通过购买林业碳汇、可再生能源项目减排量等方式获得，但企业购买的自愿减排核证减排量不能超过全年碳排放配额的10%，由此形成了一个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为基础的碳汇交易机制。按照广东省碳普惠制核证减排量交易规则，梯面林场委托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于2018年8月举行了林业碳普惠项目的竞价。根据竞价公告日的前三个自然月广东碳市场配额挂牌价加权平均成交价的80%，确定该项目竞价底价为12.06元/吨，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内具有自营或公益资质的个人和机构会员都可以自由参与竞价。经统计，共有10家机构和个人会员参加竞价，最终成交价格为17.06元/吨，溢价率超过40%，总成交金额22.72万元，成为广州市首个成功交易的林业碳普惠项目。2019年6月，该林业碳普惠核证减排量由广州市一家企业购得，并用于抵消其碳排放配额。
一是通过市场化手段盘活了自然资源资产。由于公益林的“公共”属性和砍伐受限的特殊性，公益林管护主体每年只能获得固定的补偿款，不能将林业资产用于流转和抵押融资，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保护主体的积极性和森林资源资产的有效使用。花都区梯面林场公益林碳普惠项目在不影响公益林正常管护的前提下，利用其资源基础开发碳普惠交易，充分显化了森林资源所提供的固碳释氧、减缓气候变化等公共性生态产品的价值，依托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体系和碳普惠机制，采取市场化方式将其转换为经济效益，有效盘活了“沉睡”的自然资源资产，实现了森林生态系统的生态价值。
二是实现了“政府+市场”模式下的多方共赢。碳普惠项目是政府与市场双向发力、共同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典型模式，在实施过程中，参与各方都实现了预期目标，实现了多方共赢。控排企业作为购买方，降低了企业的减排成本，实现了预期的碳排放目标（通常碳汇价格低于碳排放配额价格），同时通过参与节能减排等活动，彰显了企业社会责任和品牌价值；森林经营部门作为销售方，借助碳交易市场获得了一定收益，有助于促进其从关注数量转向关注质量，进而激发森林经营主体抚育公益林、保护自然、修复生态等方面的积极性；政府作为监管方和制度供给方，促进了林业资源的有效保护和质量提升，增强了生态产品的供给能力，同时也为生态良好地区如何推动公共性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提供了可推广借鉴的模式。
三是形成了良好示范效应。花都区梯面林场公益林碳普惠制项目的成功实施，开启了广东碳普惠项目交易的序幕，促进了碳汇交易市场健康发展，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此后，广东省河源市国有桂山林场、广东省新丰江林场、韶关市始兴县、清远市英德市等地都依托自身丰富的森林资源，成功开展了碳普惠核证减排量交易。截至2020年8月，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林业碳普惠项目成交总量超过300万吨，总成交额超过2000万元，实现了碳普惠制度与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有机结合，形成了生态保护和价值实现的良性循环。
十、英国基于自然资本的成本效益分析案例
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而提出的概念，可以反映和衡量大自然在增进人类福祉、支持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英国自然资本委员会将自然资本界定为“能够直接或间接地为人类带来价值的自然因素，包括生态系统、物种、淡水、土壤、矿物、空气、海洋以及自然过程和功能”，其中的“资本”被定义为一种“可用来生产商品和服务的资源”。自然资本被视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制造资本等其他类型资本的基础，并与其他类型的资本相结合，生产出各类维持人类福祉的产品和服务。
英国是最早开展自然资本研究、管理和应用的国家之一。2018年，英国在《中央政府支出评估指南》中引入了自然资本框架，要求“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进行评估和估价”，并提出了对自然资本“非市场和不可货币化价值”的估价标准，用于开展基于自然资本的成本效益分析。目前，英国中央政府已将“对碳排放量的影响”作为一项指标，纳入了对公共政策的“影响评估”范畴，后续将有更多的自然资本指标被纳入评估范围；部分地方议会已经要求公共支出项目“考虑对自然资本存量的影响”，并将基于自然资本的成本效益分析结果用于项目的决策。其中，位于英国牛津郡的Chimney草地自然资本评估项目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Chimney草地占地超过260公顷，主要用于当地农民的放牧和农业种植。1993年，由于具有丰富的植物资源，同时也是稀有鸟类的重要栖息地，草地西南角一块50公顷的区域被划定为具有特殊科学价值的区域。2003年，Berks Bucks & Oxon 野生动植物信托基金（以下简称信托基金）购买了这片土地，并立即实施了相应的管理改革，将以前用于农民耕种的区域和被野生作物覆盖的区域替换为物种丰富的草地，并恢复区域内的湿地功能，促使原来的中性草地牧场转变为湿草地和沼泽，以保护涉水鸟类和越冬野禽，增强该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根据信托基金的管理规划，如果改变原有的土地利用方式，该区域的生境将会迅速转变，但其整体的生态发展（即目标物种的反应，以及达到物种保育管理计划所拟定的目标）则需要较长时间，预计到2023年，土地使用的变化和更精细的生态反应将会发生。
为了证实和评估信托基金的管理改革为社会带来了额外的生态系统服务收益，以争取更多的公共投资和社会投资，2017年，牛津郡议会联合部分自然环境咨询组织和大学，对该区域的自然资本和生态系统服务收益情况进行了评估。以2023-2052年为评估期，设立了两种方案：一种是期望方案（aspirational，ASP），代表的是信托基金已经实施和计划引入的管理变革，包括改变土地利用方式、增加湿地和草甸面积、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另一种是照常方案（business as usual，BAU），假设该区域没有经历信托基金的干预，仍然继续以往的管理模式和农业用地为主的土地利用方式。评估内容主要包括：尽可能多地量化生态系统服务及其带给人们的受益；评估两种方案的管理成本和净效益，以确定哪种管理方式能为社会提供更多的价值。
此次评估以年度价值和30年评估期内的资本化价值来表示Chimney草地区域的成本和收益，并采用1.5%的贴现率来评估未来收益的净现值。在传统核算中，一般只考虑草地管理方式带给私人的成本和利益，本次评估则区分了带给私人的价值和带给社会的价值，前者是为Chimney草地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如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农民或利用草地进行种植的经营者）所带来的成本和利益，后者是为社会带来了更广泛的外部利益。
表1是对期望方案（ASP）和照常方案（BAU）进行成本、收益评估的结果，反映的是2023-2052年整个评估期间的年度价值。首先，这两种方案都给社会带来了净收益。其次，期望方案对社会的年净收益（315,143英镑）比照常方案（54,636英镑）高出约26万英镑，即期望方案能够带来更好的结果。第三，期望方案的效益成本比为4.2，即在Chimney草地上每花费1英镑，就能给社会带来4.2英镑的收益，表明这是物有所值的（value for money，VFM）。
表1 年度收益和成本：BAU和ASP方案
|
方案
类别 |
照常（BAU）方案 |
期望方案（ASP） |
|
私人 |
社会 |
年度总价值 |
私人 |
社会 |
年度总价值 |
|
1.洪水调节 |
|
38,853 |
38,853 |
|
106,040 |
106,040 |
|
2.食物供给 |
38,083 |
|
38,083 |
20,825 |
|
20,825 |
|
3.全球气候调节 |
|
0 |
0 |
|
30,248 |
30,248 |
|
4.健康（步行） |
|
6,300 |
6,300 |
|
32,400 |
32,400 |
|
5.娱乐和美学 |
3,880 |
4,408 |
8,288 |
500 |
63,152 |
63,652 |
|
6.水质净化 |
|
505 |
505 |
|
48,484 |
48,484 |
|
7.野生物种多样性 |
|
63,637 |
63,637 |
|
112,984 |
112,984 |
|
收益合计 |
41,963 |
113,703 |
155,666 |
21,325 |
393,308 |
414,633 |
|
1.资金和设备 |
52,155 |
|
52,155 |
34,160 |
|
34,160 |
|
2.劳动力 |
45,662 |
|
45,662 |
50,400 |
|
50,400 |
|
3.场地及牲畜管理 |
3,213 |
|
3,213 |
14,930 |
|
14,930 |
|
成本合计 |
101,030 |
|
101,030 |
99,490 |
|
99,490 |
|
总净收益 |
|
|
54,636 |
|
|
315,143 |
|
收益成本比（BCR） |
|
|
1.5 |
|
|
4.2 |
注：1.所有货币价值均以英镑表示，均为2015年价格，下同；
2.按1.5%的贴现率，对2023-2052年期间的30年价值进行贴现，下同。
表2评估的是两种方案的资本化价值。在对整个评估期内的成本和收益进行贴现后，两种方案的差别变得更加明显。其中，期望方案预计将为社会提供超过818万英镑的净收益，比照常方案多出700万英镑。因此，当目标是社会效益最大化时，期望方案将是首选，其效益成本比为4.8，表明每年在运行成本上每花费1英镑，就会为社会带来4.8英镑的效益，而照常方案的收益成本比只有1.5。
表2. 2023-2052年的资本化收益和成本：BAU和ASP方案
|
方案
类别 |
照常方案（BAU） |
期望方案（ASP） |
|
私人 |
社会 |
资本价值总额 |
私人 |
社会 |
资本价值总额 |
|
1.洪水调节 |
|
840,740 |
840,740 |
|
2,294,596 |
2,294,596 |
|
2.食物供给 |
824,081 |
|
824,081 |
450,630 |
|
450,630 |
|
3.全球气候调节 |
|
0 |
0 |
|
2,019,203 |
2,019,203 |
|
4.健康（步行） |
|
136,325 |
136,325 |
|
701,101 |
701,101 |
|
5.娱乐和美学 |
83,959 |
95,378 |
179,337 |
10,819 |
1,366,538 |
1,377,357 |
|
6.水质净化 |
|
10,928 |
10,928 |
|
1,049,141 |
1,049,141 |
|
7.野生物种多样性 |
|
1,377,033 |
1,377,033 |
|
2,444,861 |
2,444,861 |
|
收益合计 |
908,040 |
2,460,405 |
3,368,445 |
461,450 |
9,875,439 |
10,336,889 |
|
1.资金和设备 |
1,128,570 |
|
1,128,570 |
739,185 |
|
739,185 |
|
2.劳动力 |
988,076 |
|
988,076 |
1,090,601 |
|
1,090,601 |
|
3.场地及牲畜管理 |
69,533 |
|
69,533 |
323,069 |
|
323,069 |
|
成本合计 |
2,186,179 |
|
2,186,179 |
2,152,855 |
|
2,152,855 |
|
总净收益 |
|
|
1,182,266 |
|
|
8,184,034 |
|
收益成本比（BCR） |
|
|
1.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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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
实际上，表格中所反映的社会利益和真正价值，只是一个非常保守地估计，因为许多生态系统服务只能部分地量化或根本不能量化，实际为社会带来的净收益可能要高得多。
为了进行比较，评估团队在采用1.5%的贴现率将未来成本和收益转换为现值外，还同时采用了英国财政部建议的3.5%贴现率（最长评估期为30年）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期望方案和照常方案下的资本化净收益都有所减少，但收益成本比没有显著变化。
从评估结果看，如果只考虑私人部门的成本和收益，而不包括更广泛的社会利益，期望方案和照常方案的管理方式或商业模式都是不可行的，这意味着需要外部资金或补贴来实现社会效益。
在这两种情况下，为整个社会提供的利益大于为农民等私人部门带来的利益。在照常方案下，私人部门在评估期内将净损失约128万英镑。在期望方案下，为了实施湿地修复、生物多样性恢复等计划，私人部门的净损失将上升至170万英镑。这表明，通过外部资金来支持期望方案、实现社会效益是必要和合理的。例如，在照常方案中，这将包括向单个农场付款；而在期望方案中，这将包括政府给予更多的补贴或公共资金支持，以弥补私人部门因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而受到的损失。即使是政府投入高达700万英镑的公共资金或补贴（与期望方案的额外净收益持平），实施期望方案仍将为社会提供正回报。
此外，与照常方案相比，期望方案给社会带来的净收益要高得多；如果只考虑私人收益，期望方案产生的净成本也要高得多。这表明，在社会利益最大化和私人利益最大化之间应当存在某种权衡。如果在评估具有重大环境或社会影响的项目时，仍然按照只考虑私人成本和利益的传统核算方式，将会给公共决策带来局限性。因此，在对可能涉及自然资本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项目进行决策时，应当充分考虑包括社会效益在内的项目实际价值，并合理运用法规和政策规制、环境补贴等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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